1979年6月的一个闷热下午，上戏四楼的会议室里闷得几乎喘不过气。正当讨论还在持续，55岁的张可突然身体前倾，额头重重磕在桌面上。会场霎时安静，只剩同事惊慌的呼喊：“快叫救护车！”七天七夜的昏迷之后，她醒来了，却再也无法熟练阅读和书写。从那一刻起，这位在讲台上谈莎士比亚时神采飞扬的教授，被迫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赛道，而陪在她身边的是已历劫两次、头发花白的王元化。

张可的病倒，像极了命运的调拨：前二十多年里，是她寸步不离地守着患有心因性精神病的丈夫；此时，角色对调，换王元化推着轮椅，帮她握笔练字。一位同事私下感叹，“他们的婚姻像钢索，两头各挂着千斤重物，却始终没断。”冷静观察这段关系，会发现它并非简单的“贤妻良夫”模板，而是两个出身相似、性格迥异又互补的人，在时代激流中一次次被卷入漩涡，却始终选择相互扶住。1930年代的苏州，张家大宅院内书声琅琅。张氏家族经济殷实，长辈赞成男女同校，张可得以随家教学习英语、法语，又因为天生嗓音清亮，常在客厅为父亲朗读莎士比亚台词。锦衣玉食的生活容易磨平锐气，她却偏偏好钻研，从不愿空谈“闺秀才情”。17岁那年，暨南大学外文系的录取通知寄到苏州，她带着几本笔记本和一双极普通的皮鞋南下，周遭同学大多西装革履，她仍旧一身素袍。院系老师李健吾看出这位姑娘的潜力，递给她一部奥尼尔的英文打字稿，“试译下《早点前》，看能不能排出来”。张可埋头数周，译稿交出，顺带接了第一场女主角的演出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她跟随剧社巡演皖南、皖北、湘西，行李箱里永远挤着莎剧选本和急救绷带。也是在那段流离岁月里，清华才子王元化闯入视线。这位上海公子哥外表倨傲，背地里暗中加入地下党；初见时，他用电筒照张可的稿纸，自信得像场舞台灯光。张可并不买账，转身就走。后来读到王元化刊登在报纸上的文艺短评，她意识到这个“骄傲家伙”文字犀利却又真诚。思想的频率对上，比任何送花更有效。可他约会的方式确实糟糕。第一次邀约去了公共租界的公园，门票竟让张可付，令她当场黑脸。王元化回忆那天时苦笑，“当时口袋真没钱。”张可却欣赏他随后坦白的态度，“真诚”二字成为相处关键。1948年3月，两人在苏州娶亲。张父把女儿托付给女婿时只说了一句，“对她好，别辜负。”这种直接质朴的叮嘱，在日后多舛的日子里成了王元化反复自省的警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身份重新登记风起云涌。上海地下党员需填写表格确认组织关系，张可本可顺势留下名字，却主动退回表格。她解释给同事听：“当年参加，只为抗战和理想，现在理想实现，该把位子让给更能干的人。”语气平常，却显出对政治利益的超脱。随即她受聘上海实验戏剧学校，讲授西方戏剧史，继续整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。课余，摆在她面前的不再是苏州绣花鞋，而是柴米油盐——王元化更像“甩手掌柜”，家务八成都落在她肩上。1955年的春寒料峭夜里，王元化没按时回家。张可抱着6岁儿子跑遍单位，得到一句生硬回应：“隔离审查，家属暂缓会见。”牵出“胡风案”的漩涡令无数知识分子噤声，王元化也未能置身事外。紧接着，家被搜查，书籍、信件、私人日记全数封存。上海戏剧学院内部批判会要求张可“划清界限”，她起身回应，“丈夫政治问题自有组织处理，言论不该由家属代笔。”会议室里有人私下摇头，觉得她固执。两年拉锯之后，王元化被释放，精神却已崩折。他会突然惊叫，以为探监的审讯灯还照在眼前；会怔怔望向窗外，低声说“他们又来了”。医生诊断：心因性精神病。那年代药物匮乏，主要依赖安眠药和家属陪伴。张可把讲稿放进抽屉，蹲在床边劝他，“安心睡，没人要抓你。”王元化后来提起这一幕时红了眼眶，“如果没有她，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。”

刚稳定几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骤然而起。1966年7月，在上海长乐路的老房子里，王元化再次被带走，划为“重点改造对象”下放奉贤农场。高温暴晒与心理高压交织，病症卷土重来，而且比上次更重。张可同样被隔离，她在狭窄的房间里发烧咳血，却迟迟得不到医生诊治，肺部留下终身病根。上海郊区潮湿的黄昏，她给自己做针线活，两手因低烧抖到穿不进针孔，但还是咬牙把破布缝起，她说过一句决绝的话：“既然走到这里，再难也得撑。”1979年政策拨乱反正，夫妻俩终于见到了松动的天光。可厄运并未放过他们——张可的中风让读书写字成了奢望，连自己笔下最熟悉的莎士比亚也只剩模糊影像。王元化靠一本册子，从“A”到“Z”教她重新认字，像幼儿启蒙般把字母写得大如拳头。有人劝他请护工，他摆手拒绝，“转给别人，我不踏实。”那时他已是华东师大副教授，却天天拎保温壶，蹲在病房角落调稀粥。年近六旬的丈夫，学会给妻子梳发、系围巾。

1980年代后期，王元化恢复教学，顺带为张可撰写大字注音手册。他常说，“以前她托着我，现在轮到我扛她。”夫妻在学术圈成了佳话，但同事也清楚，家里的光景并非浪漫童话。张可怒气上来时，会把练字本朝地上一摔，王元化弯腰捡起，拍拍灰，又把笔塞回她手里。偶尔情绪失控，他仍会幻听，张可反倒伸手握住他，“别怕。”两个人的病痛像两根绳结，被反复拉扯，却彼此缠得更紧。2006年8月，张可在晨练时心脏骤停，走得很宁静。丧礼选用白百合，不摆挽联，理由简单，“她不喜欢繁冗排场”。王元化面容憔悴，却坚持把香案摆正，自言自语：“她生前怕吵，焚香要慢一些。”两年后，王元化卧病，医院提出创伤性抢救方案，他数次摆手，“插满管子不是我要的样子。”临终前他只留下薄薄两句话，嘱托子女：“保持尊严。”

回看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婚姻，易于观察的标签是“贤妻”与“才子”，然而更值得注意的，是两人在风浪中对彼此主体性的承认。张可选择退党，是基于独立判断；王元化坚持陪护，是出于道义自觉。这些决定放在当时并不轻松，却让两人以难得的平等姿态走完共同人生。无论外界如何评说，“不离不弃”在他们那里从不是口号，而是一连串无声行动：搬砖头筑炉子、夜半喂药、再累也要把被角掖好。正因如此，张可与王元化的故事远不止“苦情”一词，而是一份冷峻又坚定的双向承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