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客发表
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她一直没换过那双鞋。直到 2003 年去世前，刘娘脚上还是那双颜色早已发灰、绣花线脱了好几道的小布鞋。鞋底硬得像块砖，鞋头却翘得像只小船。她不愿脱，也不愿让人碰。别人问她脚到底什么样，她只是摇头，轻声说：“别看。”那会儿，已经没人再缠脚了。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太知道“三寸金莲”是什么意思。可在她的那个小村子里，几十年前，这双脚曾是她嫁入大户人家的“通行证”。
说起来，这事儿得从上世纪初那个混乱的年代说起。刘娘出生�年，四川南部一个靠山的小村。那时候清朝刚灭，民国刚立，全国各地动荡不断。可在这些偏远地方，变革的声音传得慢，旧规矩还硬得像铁。她家里重男轻女，父亲早年病逝，母亲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过活。家里穷，唯一的盼头就是把女儿嫁出个好人家。那时候流行一句话：“脚小嫁得好。”母亲听了这话，记在了心里。刘娘四岁那年冬天，第一次被缠脚。
她还不懂事，听见母亲说“疼一阵子，福一辈子”，就咬着牙忍着。脚趾被硬生生折到脚底，用白布一圈一圈缠紧。血流出来也得缠。夜里，她哭了一夜，母亲坐在旁边不停地念：“忍忍，忍过今年就成样子了。”隔壁的张婆说：“缠得迟了点，再小一年好成型。”母亲没说话，只是缠得更紧了。当时地方上其实已经开始宣传“废除缠足”，城里出现了“自然足会”，还有官员下乡劝解。可村里人不信这一套，他们认的只有一个理：不缠脚，嫁不出。刘娘的脚慢慢成了“三寸金莲”，走路像踩在刀上，站久了就发麻。
一到冬天，脚上的骨头疼得钻心。可也正是这双脚，让她在十五岁那年成了当地一个姓陈的药材商家的儿媳妇。陈家在镇上开着铺子，家底殷实。媒人去说亲时，男方家一听“脚小”，就答应得痛快。婚礼那天，刘娘穿着红棉袄，梳着双髻，坐在八人大轿里被抬进门。她脚疼得厉害，可还是咬着牙撑着。她知道，这可能是这辈子唯一能翻身的机会。婚后头几年，她过得算是宽裕。
丈夫对她不坏，甚至有些“宠”。有时候还会半开玩笑地说：“你这小脚，比啥都值钱。”她也笑，但脚却从没真正好过。脚趾早已变形，指甲嵌进肉里，每次洗脚都得忍着剧痛。她不喜欢走动，能坐就不站。村里人都说她“福气”，可没人问过她脚底那些常年未愈的伤口。有一年夏天，陈家请了几桌酒帮长子办满月。那天她实在站不住，干脆就跪在灶台前指挥厨房忙活。一个年轻媳妇看见，偷偷问：“嫂子，你不累吗？”她笑了笑，说：“脚不行，站不了。”
可谁知道，她那天晚上回房时，脚底烂了个口子，半个月都下不了床。她曾试过泡脚，可只要水一热，脚就像被火烫。医生说那是血液不通，骨头都坏死了。可她从来没声张，还是照旧穿她那双小鞋，从不脱给人看。后来，镇上再也没人裹脚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缠足被明令禁止。学校、村委会、民兵队都来做工作。年轻人开始穿布鞋、跑步、上山劳动。再后来，连“脚小嫁得好”这句话都没人提了。可刘娘那双脚，还是一直裹着。她的女儿没缠脚，孙女更是从小上学、读书、跳舞。她常说：“你们好命，不用受这罪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她眼神温柔，但没人知道她心里到底怎么想。晚年时，她几乎不出门。脚已经彻底僵了，连洗澡都只能用湿毛巾擦擦。可她还是每天自己穿鞋、自己走到院子晒太阳。邻居的孩子好奇她的脚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看什么呢，这脚不好看。”2003 年春天，她病重住院。医生建议脱鞋检查，但她坚决不肯。直到临终前，她才让女儿轻轻脱下那双穿了几十年的鞋。她说：“别让别人看。”她走得很安静，身边没有痛苦的呻吟，也没有多余的话。她的鞋被留了下来，放在老屋的木柜里。后来有人来看，说：“这就是三寸金莲啊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这样叫过。参考资料：赵丽明，《缠足与中国女性》，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08年王学泰，《缠足：中国妇女的苦难与抗争》，中国社会出版社，2000年黄宗智，《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》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陶希圣主编，《民国社会风俗图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李孝悌，《清代的女性身体与家庭》，三联书店，201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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