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一场庄严的交接仪式，成千上万的镜头对准旗杆，所有人都在等着那一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升旗之前，朱涛居然在厕所里往鼻子里塞棉花。那会儿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看到他步伐坚定，动作稳当，五星红旗正好在国歌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升到顶端。事后有人问起，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“没事，就是鼻血止不太住。”可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
那是1997年7月1日凌晨0点，香港主权正式回归中国。地点在维多利亚港旁的会展中心外，搭建好的升旗台上，朱涛站在风雨中，身穿仪仗服，目光毫不动摇。可实际上，他的身体早就亮了红灯。几小时前，刚刚结束最后一次模拟演练，他就突然开始流鼻血，流得急，几乎止不住。有人建议他换人，他没同意。
简单处理了一下，塞了棉花，照常上场。那时候，他已经练了几个月。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上百遍，脚步、节奏、手势、力度，每一环都不能出错。升旗这事儿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。可在这种场合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
更难的是，英方在仪式上的“安排”，临时变了节奏。原计划是英国国旗在零点前降下，中国国旗在零点整升起。可英国人提前加快了国旗降下的速度，结果，现场出现了长达12秒的空档。12秒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偏就在这12秒里，气氛一下子紧了起来。朱涛站在旗杆前，不能动，也不能乱。
他清楚——这时刻，全球都在看着。可他鼻子里那点棉花，已经快撑不住了。鼻血又开始往外冒。他没法擦，也不能动手。只能轻轻低头，把血吸进嘴里咽下去。
没人看出来他有多难受。也没人知道那12秒，他在脑子里重新算了一遍国歌的节奏，手腕微调了两次拉旗的速度。那天香港下着雨，风也不小，国旗升起的时候，刚好配上国歌最后那个音符。整个过程，零误差。后来有人说，那是中国军人在仪式上的“零失误表现”。
可谁知道背后有多少细节，差一点就功亏一篑。说起来，这场仪式之前的博弈，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。1982年，中英正式启动香港问题谈判。英国当时的底气还挺足，认为香港岛和九龙是“永久割让”的，说得挺理直气壮。可中方态度非常明确：这三份条约——《南京条约》《北京条约》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——从头到尾都是不平等条约，不承认。
无论割让还是租借，香港都是中国的领土，必须收回。谈判一度陷入僵局。英国方面担心自己在香港的利益受损，甚至试图保留部分行政管理权。中方不同意，坚决要求主权完整收回。几轮下来，英方终于松口，1984年签署了《中英联合声明》，确定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，实行“一国两制”。
但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协议签了，细节还得谈。尤其是交接仪式，双方分歧不少。中方要求：英国国旗必须在零点前降下，中国国旗必须准时升起，要给国歌留足时间。英方则希望仪式更“灵活”，比如旗子升降可以“稍作过渡”。
说白了，英国人不太愿意在时间点上被卡得太死。结果就是，临到最后，他们悄悄提速了自己的降旗动作。那12秒的空白，不是事故，是安排。可这也让中方的升旗节奏一下子被打乱。朱涛那会儿站在原地，雨水混着鼻血在脸颊上淌。
他不能动，也不能露出一丝异样。他要做的，就是把所有的变故咽下去，直到国旗升顶、国歌落音。说实话，这种训练强度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。他手上的白手套，已经磨破了两双。每次训练，都得掐着秒表调节拉旗动作。
有一次，他连续练了十几个小时，凌晨回到宿舍，连鞋都没脱就睡着了。但他从没说过一句苦。那时候的他才二十出头，个子高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军姿一站就是半小时不带动。有人说他像机器，可他自己说：“我只是不想出错。”他知道，这不是普通的仪式，是一场用脚步和动作写成的国家主权宣言。仪式结束后，英方人员悄悄离场。
那一夜，维港灯火通明，街道上有人放烟花，有人流泪，还有不少人彻夜未眠。朱涛脱下手套时，手已经被汗水泡得发白。他没有留下来接受采访，也没有参加庆功宴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跟着队伍一起乘车返回驻地。没人注意到他坐在车窗边，安静地望着窗外的高楼和街道。
从那以后，他的名字才慢慢被人知道。参考资料：王树增，《香港回归纪实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。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编，《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文件汇编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，2007年。李君如主编，《大国外交的历史回顾与思考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2002年。朱涛口述，张晓健整理，《在香港，我升起了国旗》，载《港澳经济》，1997年第8期，第11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