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 | 第一财经 马晓华

近年来，“输入性病例”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防控重点与难点，免疫空白与检测盲区叠加，易造成漏诊延迟更是助长传染病本地传播。

自今年6月起，因1例输入性病例，基孔肯雅热疫情迅速波及广东省16个地市，引发本地聚集性暴发，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逾万例，这再次暴露我国在输入性传染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。

9月7日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通报该省基孔肯雅热监测信息显示，8月31日0时至9月6日24时，全省新增报告178例基孔肯雅热本地个案，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。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、传染病防控首席专家康敏指出，全省近期疫情态势总体平稳。由于输入风险持续存在，大部分地区处于蚊媒活跃期，叠加台风、降雨等天气影响，防控工作仍然不能松劲。

输入1例，扩散万余例

输入性传染病一直是传染病防控的难点。随着全球化加速，国际旅游、商务往来与人口迁徙日益频繁，病毒通过人类宿主传播至新地区的风险显著上升。

而基孔肯雅热病毒潜伏期短、早期症状与登革热等蚊媒疾病高度相似，导致早期识别困难。

7月8日，佛山市顺德区卫生健康局发布2025年首份基孔肯雅热疫情通报，确认该区发生一起由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地疫情。7月8日至15日，顺德区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8例，病例集中于乐从镇、北滘镇与陈村镇。

随后一周内，佛山市5个区均报告本地确诊病例。据广东省疾控局通报（截至2025年8月23日24时），8月17日至23日全省新增336例本地病例，无重症、无死亡。自7月疫情发生以来，广东全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0269例，其中约95%集中于佛山市。

直到8月25日，由于佛山全市每日新增报告病例连续9天维持在50例以下，疫情进入低水平散发状态，佛山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，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。

误诊、漏检与抗药性：三大关键因素

“此前，基孔肯雅热多为零星输入病例，未引发大规模本地疫情，基层诊断能力薄弱，无法第一时间通过检测确诊。其症状与登革热、寨卡病毒病高度相似，易误诊。其次，海关检疫主要针对有症状人群，无症状者多靠健康申报。再者，南方蚊虫长期用药消杀，已产生较高抗药性。”一位传染病专家指出，这些是基孔肯雅热防控的难点所在。

海关是输入性病例防控的第一道关口，其成效取决于技术手段与公众意识。

“奶茶视频APP会根据疫源地动态调整检疫策略：首先是健康申报，其次通过体温筛查，对有症状者进行快检，异常者抽血送检并通报疾控部门。此次疫情源于一名从斯里兰卡返乡的务工人员，入关时无症状，健康申报中亦未提及蚊虫叮咬史，实际上他曾在境外被蚊叮咬。”广州海关白云机场T2航站楼检疫人员对第一财经表示。

正是这名无症状输入者，引发了广东万人规模的基孔肯雅热本地暴发。

基层诊断滞后，检测试剂缺位

根据中国疾控周刊8月8日发布的《实地考察：中国基孔肯雅热疫情——广东省佛山市，2025年7月》，此次基孔肯雅热疫情，感染者的最早发病日期为6月16日，7月19日达单日峰值681例。至7月26日，全省12个地市累计报告4824例。

疫情扩散亦与基层医疗机构首诊识别能力不足有关。

“我7月1日出现症状，到乐从医院就诊，医生说不是登革热，开了些对症药就让我回家了。”一位本地患者回忆。

“疫情暴发前，多数基层医院无法常规开展基孔肯雅热病毒核酸检测，需将样本送至上级疾控或具备资质的实验室。当前基孔肯雅热核酸检测试剂尚未取得注册证，医疗机构无法采购，仅限科研或疾控使用，导致7月8日前的本地病例未能及时确诊。”一位传染病专家表示。

尽管基孔肯雅热并非新发传染病，但因其在中国未形成本地流行，相关检测产品因市场不确定、研发成本高，企业投入意愿低。疫情暴发后，国内企业迅速推出病毒核酸检测试剂，用于前端筛查与确诊。

蚊虫抗药性加剧传播风险

根除蚊媒传染病必须“双切断”：严控输入病例 + 可持续蚊媒治理。然而，中国在蚊虫防控方面面临严峻挑战。

基孔肯雅热病毒依赖蚊媒传播，人际传播100%通过带毒蚊叮咬完成。WHO、泛美卫生组织（PAHO）及中国疾控中心均将“蚊媒控制”列为首要干预措施，强调“无蚊即无病”。

广东长期受登革热、寨卡等蚊媒病困扰，持续开展蚊虫消杀。但长期用药已使蚊虫产生强抗药性，消杀效果大打折扣。

中国常用灭蚊药包括：有机磷类（双硫磷、倍硫磷、马拉硫磷）、拟除虫菊酯类（氯氰菊酯、四氟苯菊酯）、昆虫生长调节剂（吡丙醚、灭幼脲）及生物制剂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（Bti）。但在广东，化学灭蚊药效正逐步减弱。

“广州消杀强度全国最高，主城区每周全城消杀一次，导致蚊虫抗药性居全国前列。近三年研究显示，广州白纹伊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普遍产生高水平抗性，抗性倍数（RR）达数百甚至上千倍。天河、番禺部分种群死亡率甚至为0%。”一位蚊虫防控专家指出。

《广东省2023年白纹伊蚊成蚊抗药性研究》显示，所有监测种群对溴氰菊酯、高效氯氰菊酯均呈高水平抗性，RR值高达百倍至千倍。

同时，广州蚊虫对双硫磷（有机磷类）抗性快速上升。双硫磷为WHO推荐杀幼剂，但广州部分白纹伊蚊种群已对其产生中等抗性（RR=10–20倍），而以往认为其对该药敏感。
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蚊虫对昆虫生长调节剂（IGRs）的敏感性亦显著下降。Wang等（2023）评估广州白纹伊蚊对吡丙醚的敏感性，发现RR值达5–15倍，已由敏感发展为低–中等抗性。

“这意味着化学防控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在失效。”上述专家指出。

蚊虫抗药性为基孔肯雅热传播推波助澜。隐匿的输入病例遇上高抗药性蚊虫，使病毒在广东形成聚集性暴发。

化学-生物-环境综合治理势在必行

化学杀虫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，导致蚊虫抗药性显著增强。研究亦发现，海南白纹伊蚊对溴氰菊酯抗性最高达516倍，同时对生态系统与非靶标生物（包括人类）构成潜在威胁。在高密度城区，大规模化学防治面临施用难度大、成本效益比低等挑战，迫使防控策略向“化学-生物-环境”综合治理转型。

“目前，国内外已开发出多种微生物杀蚊产品。如细菌Bti、球形赖氨酸芽孢杆菌等，广泛用于幼蚊防治；绿僵菌、白僵菌等昆虫病原真菌（EPF）可侵染蚊虫各阶段（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），显著降低繁殖力，易在蚊群中形成流行病，具有靶向性强、环境友好等优势。国外已登记多个EPF杀蚊产品，如绿僵菌F52乳油、白僵菌ES油悬剂等。建议加快真菌制剂登记审批，推广化学-生物轮换策略，强化抗性监测。”重庆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彭国雄表示。

据了解，微生物杀蚊剂已在多地示范，苏云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种（Bti）和球形芽孢杆菌（Bs）对伊蚊、库蚊幼虫防效>90%，且对非靶标生物安全。沃尔巴克氏体感染蚊使登革热发病率下降77%，广州试验点蚊量降至10%。但仍受成本高、需冷链运输、田间持效短等制约，且规模化释放技术、野外稳定性与非靶标风险尚需进一步验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