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�年，广州有个女学生在学校门口被拦了下来。不是迟到，也不是没带书包——是因为她没穿束胸衣。那时候的检查，连女校也不例外。老师站在门口，盯着每个女生的胸口看。有人低头，有人脸红，她站在原地，什么都没说。后来这事儿传到了她家的弄堂口，父亲当场甩了她一巴掌，说：“不穿那玩意儿，你还算是个姑娘吗？”这不是个孤例。那几年，像这样的事儿太多了。

事情要从头说起，还得从民国初年讲起。清朝刚垮台那会儿，全国乱七八糟的。但有一点很明确——大家都想变。变得现代、变得文明、变得跟西方一样。可怎么变？从哪儿变起？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说法。有人说得先办教育，有人说得搞科学，还有人说得从女人开始。理由很简单——女人受压太久了。裹脚禁了，可束胸这个习惯反而更流行了。

尤其是在城里，越是家境殷实的，越讲究这个。姑娘从小就被教导：女孩子要端庄，要矜持，身体不能“招摇”。于是，十几岁的女孩每天早上一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胸紧紧地缠上，缠得越平越好。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遭罪。有些姑娘勒得喘不过气，晚上睡觉都不敢松。医生看不过去，说这不是穿衣，是慢性自残。可没人听。因为那时候的“端庄”和“德行”，就写在她们的身体上。

1925年，北京大学有个教授，张竞生，写了本书叫《美的人生观》。里头有一章专门写束胸的危害。他说女性的身体不该成为社会的道德负担，更不该为所谓美观而牺牲健康。这书一出，引起不小的波动。有人骂他“伤风败俗”，也有人说他说出了真话。广州的教育圈里就有人专门组织读书会，讨论这事儿。再过两年，广州国民政府下了决心。1927年，一纸通告贴满了街头：禁止女性束胸，违者罚款五十大洋。这一下，事情闹大了。

五十大洋不是小数。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月薪也就四五块钱，五十块相当于一个家庭几个月的开销。不是谁都赔得起的。政府还不光是贴告示，他们还真查。警察和妇女协会联合行动，到学校、到工厂、甚至有的还进居民家里翻衣柜。有人说这像是一场“反身体的战争”，可对政府来说，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步棋。他们不是没意识到这事儿敏感。于是，一边重罚，一边宣传。

报纸上发文章，广播里做节目，学校也开起了“自然美”讲座。女医生成了宣传主力，她们走进社区，讲肺病、讲脊柱变形，讲得人心里发毛。可不是每个人都买账。广州有个商会会长，女儿因为没束胸被罚了钱，他气得当场撕了罚单，说：“我家教好得很，不劳政府管。”后来这事儿闹上了报纸。他不肯认错，女儿倒是偷偷把束胸衣烧了。与此同时，时装也在变。上海的裁缝店开始卖一种新式内衣，叫“胸罩”。不是勒的，是托的。

有人觉得不习惯，说穿上像没穿，有点“露”。但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尝试。尤其是看了电影《神女》之后。阮玲玉在片里穿着新式衣服，站在街头抽泣那一幕，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。束胸的衣服销量直线下滑。一家在南京路开了二十年的老店，专做传统内衣，到�年关了门。老板娘说：“没办法，姑娘们都不穿了。”可运动也不是没有反弹。

那几年，举报成风。有的邻居看谁不顺眼，哪怕只是穿了件厚点的衣服，也敢去派出所举报“疑似束胸”。老师检查太严，学生不敢上学。有个地方女中，一周内退学二十多人。家长说：“读书是好，但不能让孩子天天受羞辱。”政府后来也意识到问题，放缓了检查频率，转而用舆论引导。运动的声势慢慢淡了下来，但束胸这事儿，基本算是过去了。有件事值得一提。1934年，上海妇女联合会做了个调查，发现市�岁以下的女性中，95%已经不再使用束胸衣。

而�年代初，这个数字几乎是反的。也就是说，十年时间，一种根深蒂固的穿衣习惯就此消失了。没人再�大洋的罚款，也没人再敲门查柜。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参考资料：张竞生，《美的人生观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5年。李梅，《民国女性身体观的社会变迁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2年。广东省档案馆编，《广州社会生活变迁档案选编（1912—1949）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王晴佳，《近代中国的身体与政治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4年。《申报》馆藏档案，1927𻂍月－1928�月期。